新時期文藝創(chuàng)作的主潮是回到人本主義。“傷痕文學” “反思文學”、“改革文學”都是圍繞政治軸心進行的。“尋根文 學”的出現(xiàn)使文學從對社會政治的關注轉向對深層的文化心 理結構的發(fā)現(xiàn)，是“新時期文學”“向內轉”的一個重要標志.

　　尋根作家們對于“尋根”的主張和緣由的闡釋大體相似：中國 文學應該建立在廣泛而深厚的“文化開掘”之中，開掘這塊古 老土地的“文化巖層”，才能與“世界文學”對話。韓少功提出 “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里，根不 深，葉則難茂。”鄭萬隆認為，“我們的根就是東方，東方有東 方的文化”，他宣布，要“不斷開鑿自己腳下的‘文化巖層’”.

　　阿城則肯定地說，“文化制約著人類”，要使我們的文學能與世 界“對話”，“對中國文化的重新認識應該是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同時又積淀深厚，因 襲沉重。“尋根”文學在執(zhí)著追尋這一傳統(tǒng)文化時，由于作家 不同的獨特感受和各自文化背景下不同的審美理想，使他們在 “尋根”過程中表現(xiàn)出對“根”(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不同理解。如 何全面把握民族傳統(tǒng)文化，即文學應該尋什么樣的根，尋根作 家們在理論文本中陷入了分歧，這種分歧又以對傳統(tǒng)文化制裁 把握的游移和偏執(zhí)為前提的。他們對文學之“根”認識的差異 性反映在具體創(chuàng)作實踐中，便呈現(xiàn)出了相當復雜的多樣性.

　　一、積極入世的儒家文化

　　作為“文化”尋根，盡管大多數(shù)尋根作家更多關注的是邊 緣的、異端的和非規(guī)范的文化傳統(tǒng)和價值，但他們仍不能避免 對傳統(tǒng)文化中心的儒家文化的承傳。傳統(tǒng)儒家文化是一種積 極進取的文化，它的思想理論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充滿著濃厚 的現(xiàn)實功利性。儒家的觀念強調的是“人定勝天”的主觀努 力，強調一種積極的入世精神。《周易·乾卦·象言》說“天行 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尋根作家筆下的諸多人物顯然繼承了 傳統(tǒng)文化中積健為雄的精神，同時又追求著天地情懷，把自強 不息的精神與厚德載物的寬容大度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在對待 天地自然的態(tài)度上強調主體的能動性，強調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 應當積極有為，順應天的“生生之德”，擔當起人的使命.

　　《老井》中的老井村人世世代代在自古水貴如油的旱山上 苦苦掙扎，矢志不移，他們對打井的執(zhí)著，隱忍以及所受的苦 難、犧牲，讓我們明顯感到一股沸騰的不屈血液在奔涌，他們 祖祖輩輩尋找水源的毅力，不僅體現(xiàn)了老井人的韌性，更是體 現(xiàn)了老井人對人生的積極。支撐老井人世代賡續(xù)不斷的正是 傳統(tǒng)儒家文化中剛健不息的韌性以及追求天人相洽的執(zhí)著 《樹王》中，盡管作者著力贊揚的是肖疙瘩對大自然的護衛(wèi)，但 同時也通過李立駁斥肖疙瘩說，人開出了田，“養(yǎng)活自己”，人 煉出了鐵，“造成工具，改造自然”，強調了人在社會中的主導 地位和在宇宙自然中的主體地位;《遠村》以酣暢淋漓的筆勢 借助太行山區(qū)里狼狐多，石頭多的窮山溝，極力渲染了楊萬 牛、葉葉的苦難的感情故事，深刻表現(xiàn)了楊萬牛、葉葉、楊番成 等人在苦難中對生活的執(zhí)著與堅定以及對未來生活的向往與 追求;《古船》在相當篇幅上呈現(xiàn)了趙、隋、李三大家族之間無 盡的角逐、復仇以及血腥甚至洼貍鎮(zhèn)的血留成河，但隋抱樸對 生活與生命之理的追尋，卻無不顯示了積極的生活態(tài)度.

　　二、恬淡超脫的道家文化

　　作為非規(guī)范文化的老莊文化，一直有著比儒家更深遠廣闊 的活動力，在民間淵遠流長。它博大的精神自由，它順其自然 無為自得的人生要求最真切地契合了大山野林間貧苦人民的生存心態(tài)。在一定程度上，道的精神成為了一種強大的生命意 識，哺育了一代代華夏子民。道學精神的突出特征是追求精神 自由，老子提出“虛靜”的觀念，“虛靜”蘊涵著心靈保持凝聚含 藏的狀態(tài)。老子懇切地呼吁人們重視自己內在生命的積蓄.

　　張煒的《古船》里，主人公手拿著兩本書，一本《共產黨宣 言》，一本屈原的《天問》。在治國興邦的政治倫理背后，人類 總是不自由主地釋懷被遮蔽的自我，以強勁的自由之心呼喚 著對生命對宇宙的沉思默想?？捉萆摹洞竺Я帧?、鄧剛的《迷 人的?！返刃≌f，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張揚了傳統(tǒng)道家文 化中順應自然、任其自然、自然無為的天人觀。阿城的作品無 論是《棋王》，還是《樹王》都透露著天人合一、知足常樂的道家 意蘊。王一生、肖疙瘩、樹樁李二和“我”以及愛寫字的老李等 都應和了老子的呼聲，他們在生活的重壓下面，無不表現(xiàn)得淡 泊無為，曠達超脫。王一生對“棋”的態(tài)度，其實正是他對人生 的態(tài)度。他以棋來排遣人生痛苦，追求心靈的清凈和精神的 自由。這樣就達到了對喧囂塵世的超越、對人生苦悶的超越， 體現(xiàn)著老莊“無為而無不為”的哲學思想。中國象棋的楚河漢 界里凝結著中國道家文化的精神，讓王一生在紛亂狂躁的年 代里去尋求老莊的風范，體現(xiàn)了作者對傳統(tǒng)道家文化的向往.

　　三、民間地域文化

　　大多數(shù)作家在尋根時，把目光聚焦在民間，在那些不規(guī)范 的“俚語，野史，傳說，笑料，民歌，神怪故事，習慣風俗，性愛方 式等”文化層次上，以不規(guī)范來突破規(guī)范，從而進入民族繁 衍、生生不息的巨大精神內力的真實。李杭育認為，“我們民 族文化之精華，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規(guī)范之外。……規(guī)范之外 的，才是我們需要的‘根’，因為它們分布在廣闊的大地，深植 于民間的沃土。”尋根作家們試圖立足于土生土養(yǎng)的家園，從 中挖掘出一個地區(qū)、一個民族古老而深邃的文化積淀，從而實 現(xiàn)尋根與現(xiàn)實和世界的對話.

　　賈平凹長期浸潤于秦漢古老文化之中，深深地體會到它的 厚重、樸實、渾放的風格，他將其視為一種對自我和社會都有意 義的民族精神。他敘寫商州的歷史、地理、民俗，展示了猶如“桃 花源”般的恬靜清幽的田園風光，以及與這塊土地緊緊相連的 強悍淳樸的男性，善良而柔美的女子;韓少功的小說，渲染了炫 麗、奇譎的湘西風情，他的代表作《爸爸爸》以寓言和象征等藝 術手段，重新復活了楚文化中光怪陸離、神秘瑰麗的神話系統(tǒng); 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挖掘了吳越文化中生命的強力和自由自 在的精神，探索著人生價值意義的支點;烏熱爾圖寫下了東北 密林中鄂溫克人的野性魅力;鄭萬隆在黑龍江大山折皺里，關 注著獵人和淘金者怎樣在“創(chuàng)造物質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自己”;此 外，山東半島上的張煒、矯健，云南的阿城，山西的鄭義等也都 在各自的領地孜孜不倦地開墾著腳下厚積的“文化巖層”.

　　四、對文化痼疾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尋根文學在美學意蘊、人格塑造等方面 也都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文明的精華，然而，實際上，許多尋根作家在尋 根的過程中，更多的只看到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因素，作品中對 傳統(tǒng)民族文化長久積淀下的沉重的負面因素的暴露與批判以及 對“理想”的潰敗與失落的書寫卻成為了尋根文學的真正主流.

　　這部分作品側重于審視、批判民族文化中的痼疾和劣根 性，對那種長期形成的愚昧、封閉、保守的惡習進行揭露。如 《遠村》中萬牛的不爭不怒，逆來順受;《老井》中孫萬水對巧 英、旺泉愛情的暴力遏止，亮公子的鄙俗和落后野蠻等等，無不浸透著民族深重的苦難和 不可救藥的癡妄;再比如韓少功筆下的《爸爸爸》、《女女女》、 《歸去來》等作品更是只看到了民族文化的缺漏.

　　《爸爸爸》中的“雞頭寨”，蠻荒、混沌與愚昧，幾乎保留了 原始野蠻時代的一切。這里的人們迷信禁忌，祖先崇拜，沒有 人性觀念，打冤家，大遷移。丙崽是一個體形和智力永遠保持 童稚狀態(tài)，獸性遠遠多于人性的退化返祖的形象，是民族傳統(tǒng) 文化一切劣“根”的結合體，并且他還有超強的生命力，“服毒 而不死”。丙崽其實是一個象征，象征民族性格的封閉保守、 盲目因襲傳統(tǒng)，自我生存的不自覺。他的超強生命力則象征 了要清除傳統(tǒng)中的劣“根”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王安憶的 《小鮑莊》對傳統(tǒng)文化和道德倫理也進行了審視。小鮑莊人自 古堅奉“仁義”傳統(tǒng)，他們純樸善良，尊長愛幼，能夠相互幫助， 舍己救人，閃耀著人道主義的光芒。但也因為“仁義”，他們的 思想、精神被禁錮，人性受到壓抑。文化子和小翠的純真愛情 不敢公開;二嬸和拾來的結合遭到人們的白眼和反對。日常 生活中，小鮑莊人都是謹小慎微，清心寡欲，壓抑個性，以至于 在“仁義”的作用下，整個小鮑莊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超 級穩(wěn)定體，處于其中的小鮑莊人，幾乎沒有辦法撼動它。作品 一方面肯定了傳統(tǒng)文化中的正面因素，又否定了這一因素中 的負面影響，這正是王安憶在民間、地域文化中發(fā)掘出的傳統(tǒng) 文化之“根”的痼疾.

　　雖然這些尋根作家是續(xù)接起了“五四”文化批判的傳統(tǒng)， 揭出了“病苦”，以期引起“療救”的注意，但至于如何“療救”， 他們卻依然是一片茫然，他們并不能也無力解答歷史文化遺 留給他們的問題.

　　五、結語

　　尋根作家們基于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不同認識和理解，使得他們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不同的審美形態(tài)和價值取向，從客觀上豐富 和充實了中國當代文學，在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上無疑起了 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其局限也是十分明顯的。大多數(shù)尋根 作家對“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他們往往抓住某種 民俗、習慣便刻意進行渲染，而忽略了對“民族性”的真正解剖.

　　他們在對民間的親近中仍保持著極強的主體精神，也就造成了 他們對文化之根的追尋中有著較多的幻想，因而很難說是已經 達到了對民間的真正認同。今天看來，“尋根”是一次失敗的尋 找，失敗的原因及其進一步加深的后果是相同的，那就是民族 傳統(tǒng)文化在文學中的失落。由于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長期失落導 致的文學貧血狀況，激發(fā)了尋根者們在特定時期內探求文學之 根的意愿與興趣，而正是基于同樣的原因，尋根者們對自身所 要尋找的目標并無透徹的了解與認知，認識的模糊直接導致了 尋找的偏向。除了知識系統(tǒng)的隔閡，顯然，經過“五四”新文化 洗禮的知識分子很難重新回到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范疇。把“尋 根”文學思潮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個特定時段中看，它的 出現(xiàn)是必然的，失敗(尋找目標的失落)亦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