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反腐倡廉主題的毛概論文(2)
反腐主題的毛概論文篇三：《對毛澤東“民主新路”的再認識》
建國之后，毛澤東是循著他在延安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指明的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新路--“民主新路”，來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監(jiān)督政府”，講明了政府的公仆地位;“人人負責”，講明了人民的主人公地位。兩方面的統一，就是人民民主的實質和核心。在歷史的新時點回顧，可以明確地看到：只有循著毛澤東的這條民主新路拓展前進，才能有效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偏之離之，則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必將愈演愈烈。
一、對毛澤東的“民主新路”繼承發(fā)揚不夠是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人民推進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提出的“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是，對毛澤東“民主新路”的繼承發(fā)揚又很不夠，這是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個中經驗教訓，值得探討、汲取。
1.“機構監(jiān)督”與“人民起來監(jiān)督”誰更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從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就將“人民監(jiān)督”的地位和作用，放在了“機構監(jiān)督”之下。鄧小平重申群眾監(jiān)督的上述同一講話中接著講：“對各級干部的職權范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種條例，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jiān)督檢查?！盵2](332)專門機構鐵面無私的監(jiān)督檢查，是必須的、重要的，但它與人民群眾起來的監(jiān)督檢查哪個更重要?這個問題必須要搞清楚。如果說，在““””結束不久，大家對“群眾運動”都心有余悸，鄧小平那樣講，還情有可原的話，那么，隨著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蜕鐣涡膽B(tài)的平穩(wěn)化，就應該將“人民起來監(jiān)督”的問題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和日程上。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忽視了這一點，一直片面地強調與依賴專門機構監(jiān)督?，F在看來，離開人民監(jiān)督，單靠機構監(jiān)督，是獨木難支。何況，我們的監(jiān)督機構體系的設計也有重大缺陷，將本來應該由中央“直管”的省以下監(jiān)督機構，統統由省以下黨委和政府“分管”，導致監(jiān)督力大打折扣，即便有“欽差”巡視來彌補，仍顯監(jiān)督乏力。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基層群眾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地位下降很多，不但在企事業(yè)單位中難言監(jiān)督，而且在人大政協代表委員中的比例不斷下降。據統計，工農代表在第五屆(1978年)全國人大代表中占47.3%，以后降到第六屆的28.6%、第七屆的23%、第八屆的20.6%、第九屆的10.8%、第十屆的不足4%，十一屆上升為約7.6%，十二屆再上升為約12.8%[3]。而且，媒體公布的工農代表比例也可能有較大“水分”。如南京某報報道江蘇省第十一屆人大代表中有“工人58名”，但有好事者一一核對了代表的身份，發(fā)現“一線工人”(包含了某企業(yè)機電液壓中心液壓部副部長和另企業(yè)一車間電氣工程師)只有7名;即便是58名，也比65名“非國有企業(yè)負責人”少，比275名黨政干部就更少得可憐了[15]。這種情況下，人民怎么“起來監(jiān)督政府”?
2.為什么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一直強調反對官僚主義，并進行了幾次重點整治。效果如何呢?我們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之際的現狀與鄧小平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所歸納的官僚主義問題進行比較，就一目了然了。
鄧小平當年將官僚主義列為我國政治生活中“主要的弊端”之首，稱其“廣泛存在”，并“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并且概括說，其“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guī)，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2](327)。
來看今天，上述現象，官僚主義已在中央層面得到有效遏制，并在地方與基層受到很多遏制。與鄧小平當年所稱“廣泛”存在，即全面存在--不但中央、地方、基層各層次，而且黨、政、經、軍、學各方面都存在--的情況相比，確有很大進步，已不能再稱“廣泛”。但是，官僚主義現象，仍然在不少部門、地方和基層相當嚴重地存在，甚至還不時泛濫成災。例如，在鄧小平上述講話整整20年后的2000年，江澤民指出：“現在，在工作作風方面存在的問題，群眾反映最大的是兩個，一是形式主義，二是官僚主義?！盵5](132)因此，中央出臺“八個堅持， 八個反對”，江澤民強調這“特別是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5](572)。又例如，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講的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比較突出”，而在報告中，強調的則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突出”。可見，從2007年到2012年間，官僚主義現象反彈厲害。所以，黨的要求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后，中央政治局立即出臺了改進工作作風、反對官僚主義的“八項規(guī)定”;在當選國家主席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就職演說”中，誓言“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6];中央隨后強力推進了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這也說明，反對官僚主義仍是我們要認真面對的一個大問題。
包含著“濫用權力”的官僚主義嚴重，就使得享樂主義、奢糜之風和腐敗現象在很多地方、很多方面愈演愈烈，有的甚至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就以千夫所指的“三公消費”而言，“有媒體稱，全國三公消費總額突破9000億元，相當于2012年全年財政收入的10%”[7]。其中的“公款吃喝開支1989年為370億元，1994年突破1000億元大關，2002年達2000億元，2005年突破了3000億元大關”[8]。此外，公款送禮也愈演愈烈，堪稱“四公消費”。其中的私宴公請、私禮公送、公車私用、公費旅游，占了很大比重。
官僚主義導致的享樂主義、奢糜之風在一些基層單位表現得更為扎眼。例如，有“單位要定期買好煙放在一把手辦公室，每天在上班之前一定要搞好一把手辦公室的衛(wèi)生，要定期為一把手宿舍清洗被褥、更換毛巾、洗面露、洗發(fā)水等，逢年過節(jié)要為一把手家里買好酒水、果品、禮品等，一把手喝喜酒、私人請客、休閑、娛樂等單位要全權安排并買單，一把手有個頭疼腦熱的單位要安排好醫(yī)院并支付好費用，一把手下鄉(xiāng)要準備好雨鞋、雨傘、毛巾、草帽、礦泉水”[9]。此類咄咄怪事，在不少地方卻習以為常。
更為嚴重的是，嚴重的官僚主義者濫用權力，會成為“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從而滋生嚴重的政治腐敗。這種“家長制”腐敗現象，在很多地方、部門與基層，不但屢禁不絕，而且，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地方、部門及基層的事權、財權、人權等權力愈來愈大，還愈演愈烈。而“家長制”現象在“用人”這“為政之要”上的進一步惡化，就是買官賣官這最惡劣的政治腐敗現象的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江澤民在2002年就指責領導干部中“有的到處拉關系、找靠山，跑官要官，買官賣官，造假騙官，甚至殺人謀官” [5](423)。“進入21世紀后，我國買官賣官現象比較嚴重。2005年爆出的‘建國以來最大的買官賣官案’--馬德案中，涉案官員達265名，僅綏化市各部門一把手就有50多人。韓桂芝、馬德買官賣官案涉及領導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級干部，上百名地市級干部?！盵10]2007年，湖南株洲縣原縣委書記龍國華為了結“一批收了錢沒兌現的‘欠賬’”，“分兩批突擊提拔了與自己關系密切的下屬和‘知己’118人”[11]。2010年，廣東查處了茂名市委原書記羅蔭國系列腐敗案，涉案303名干部，主要罪行就是相互買官賣官[12]?！霸诿?，買官賣官早已從潛規(guī)則浮上臺面，變成顯規(guī)則……通常情況下，僅僅一個科級職務，不花十萬二十萬是不可能的，而最終鹿死誰手‘還要看誰出的價位高’……為向上級官員行賄，有人竟然將家里的房產拿去抵押到銀行貸款”[13]。2012年，中央查處了山東省副省長黃勝?！白詮?001年黃勝接任市委書記后，德州的干部們發(fā)現單純靠政績很難得到提拔了，得靠送錢……發(fā)展到后期，德州的官位差不多是明碼標價了，比如，縣委書記30萬，縣里某個局的局長10萬，最低價碼是副鎮(zhèn)長，5萬。”[14]看到此類公開報道，豈只讓人汗發(fā)于背!這些濫用權力的“一把手”，其“分管”的專門機構能監(jiān)督得了嗎?在鄧小平視為“關鍵”的“干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制度”中[2](331)，如果有人民“起來監(jiān)督”，能夠“選舉”和“彈劾”干部，能出現如此嚴重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嗎?
二、要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必須重新認識毛澤東的“民主新路”
毛澤東的“民主新路”遠不止是一把宰殺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類“雞鴨”的“雞刀”，而是能夠解決中國的民主政治發(fā)展這更大歷史課題的“牛刀”。因為，這條“民主新路”，是人類最偉大的民主設想之一。“牛刀”“殺雞”，能不有效乎!
1. “人人負責，監(jiān)督政府”的民主新路是多“車道”的道路體系
需要指出，毛澤東指出的這條民主新路，被他在建國后拓展為多“車道”的道路體系。這個體系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的設計與實踐，達到了歷史的高點，走向了世界的前列。其中不少要點，甚至是前無古人的。茲舉幾例，略加說明。
例如，我國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即“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這是毛澤東從現代中國歷史和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15](14)。建國后，毛澤東主持制定憲法，比較全面地規(guī)定了這一根本政治制度。當時，毛澤東提出并再三堅持強調了一條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罷免國家主席。他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總統可以解散國會，我們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反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倒可以罷免主席。國家主席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并服從于它?！?[15](324)這條原則，就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的人民當家作主原則，體現了現代民主政治的共和原則，又超越了西方民主“三權分立”的歷史局限性，使人民群眾能夠更直接、更有效地當家作主，監(jiān)督國家領導人。
又例如，在決定召開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毛澤東和黨中央曾要求“進一步地加強人民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聯系，使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更加完備”[16]。為落實這一要求，周恩來提出了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擴大民主”的一系列具體建議，包括建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每年兩次直接到人民中間去視察工作”，“使人大代表經常去接觸人民”的制度;建立人大代表批評政府的制度，“把所有代表的發(fā)言，包括批評政府工作的發(fā)言，不管對的、部分對的甚至錯的都發(fā)表出來”;建立人大代表“參加對政府工作的檢查”的制度，“一直到檢查公安、司法工作”;等等[17]。這也保證了人民群眾能夠更直接、更有效地當家作主，監(jiān)督政府。
例如，建國后，在一些民主人士也認為民主黨派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應該解散之時，毛澤東與我們黨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的口號與方針，要求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18](235)，并創(chuàng)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基本制度，使之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在世界民主制度中獨樹一幟，使中國的執(zhí)政黨與政府，能夠得到最為廣泛的各界人民的監(jiān)督。而且，毛澤東還明確了“互相監(jiān)督”的基本方法，并充分強調了其重要作用--“監(jiān)督的方法，就是團結-批評-團結。這個方法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法，是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的方法，是解決一切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盵15](680)由此，創(chuàng)造了一種全新的，由各界社會精英來監(jiān)督政府的方式方法。
又例如，由于毛澤東認為“主要監(jiān)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 [18](235)，故領導制定了《國營工業(yè)企業(yè)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yè)七十條”)，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職工代表大會制一并列為國營企業(yè)的基本制度。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又提出了著名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19](135)方針。這個方針，使干部更容易、更直接、更制度化地接受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不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yè)管理制度的樣板--“鞍鋼憲法”--的主要內容，實現了世界企業(yè)管理史上的一大創(chuàng)新，而且成為勞動人民在企事業(yè)直接起來負責的最重要方式，成為黨和國家處理與人民群眾關系的重要原則，推動了整個黨和國家領導和管理社會方式的一大創(chuàng)新。
例如，毛澤東建國后就要求“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盵20](164)根據毛澤東多次的這方面要求，中央政府頒布了《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鼓勵人民解眾監(jiān)督自己的政府和工作人員”[21](322)。后來，縣以上的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設立了信訪機構，各級領導干部親自閱看人民來信，接待人民來訪，形成了制度?！爸萋┱咴谟钕拢д咴诓菀??！鄙钪死淼拿珴蓶|，抓住最能直接反映黨委、政府工作得失的信訪工作不放，將其作為人民監(jiān)督黨和政府的一條重要途徑，也是一項重大的民主創(chuàng)新。
還例如，建國之后毛澤東就領導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決定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要求“吸引人民群眾在報紙刊物上公開地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還要求“批評在報紙刊物上發(fā)表后，如完全屬實，被批評者應即在同一報紙刊物上聲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錯誤的結果”;甚至要求“報紙刊物的人員對于自己不能決定真?zhèn)蔚呐u仍然可以而且應當征求有關部門的意見，但是只要報紙刊物確認這種批評在基本上是正確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評者的同意，仍然應當負責加以發(fā)表” [21](192)。毛澤東強調，輿論監(jiān)督是為了幫助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改正錯誤，更好工作，而不是將其“一棍子打死”，所以特地要求：“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準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1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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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毛澤東提出與拓展的“民主新路”，其境界之高遠、體系之博大、內容之精深、要求之具體，都是世所罕見的。因為，它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結合了中國的具體實際，既汲取了西方民主的歷史精華，又超越了其歷史局限，既繼承了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又剔除了其封建性的糟粕，因此，是可以引導中國人民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在世界前列的。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領導我們沿著這條民主新路，破天荒地在中國“讓人民起來負責”，監(jiān)督黨和政府，初步取得了歷史性的成績。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國公民，經常通過人民代表、監(jiān)察機關、人民團體、報紙刊物對政府各方面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也常常直接用來信來訪的形式向各級領導機關申述意見。我們的國家機關，正是通過這些辦法，經常聽取群眾的意見來改進自己的工作?！盵22]這樣，官僚主義就得到了相當大的遏制，以致毛澤東在八大預備會上講黨和國家的現狀時，講的是“現在我們還有……官僚主義的殘余”，而且滿懷信心地講“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18](103)。
2. 毛澤東的民主新路在進一步的歷史探索中經歷了嚴重的曲折
毛澤東對“窯洞對”提出的民主新路尤其是其核心精神--“人民負責，監(jiān)督政府”--的拓展，在黨的八大上又達到一個新境界。時任黨中央的鄧小平在講八大精神時指出：“黨要受監(jiān)督，黨員要受監(jiān)督，八大強調了這個問題。毛澤東最近特別強調要有一套章程，就是為了監(jiān)督，毛主席說，要唱對臺戲，唱對臺戲比單干好。我們黨是執(zhí)政的黨……黨要領導得好，就要受監(jiān)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們不受監(jiān)督，不注意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脫離群眾，犯大錯誤。”[23](270)鄧小平講到：“所謂監(jiān)督來自三個方面”，即“黨的監(jiān)督”、“群眾的監(jiān)督”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監(jiān)督”;要“一怕黨，二怕群眾，三怕民主黨派”[23](271)。
沿著八大這個更高境界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中國的民主新路本可繼續(xù)高歌猛進的。然而，這一年，國際風云突變，受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影響，發(fā)生了“波及中國很兇”的“波匈事件”。毛澤東概括了其主要原因：“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yè)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zhèn)壓?！盵15](607)為使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避免“波匈曲折”，毛澤東決定全黨整風運動，整掉一些官僚主義，促進全黨的思想從習慣于戰(zhàn)爭年代的命令主義和動輒將社會矛盾看成敵我矛盾，轉變到正確認識與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上，從而化解黨群、干群矛盾。為使效果更好，毛澤東采取了“開門整風”的方針，動員民主黨派與廣大群眾來給黨提意見，并將各界人士所提意見在報刊上公開發(fā)表，以便“內外夾攻”，促使各級領導干部改正命令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習慣性缺點。
然而，形勢的發(fā)展，愈來愈出乎毛澤東的預料之外。不久，批評黨和政府居然成為一種“時髦”，肯定黨和國家的工作成績的，卻被一些人嘲笑為“歌德派”。而且，批評意見愈來愈尖銳，“在報紙上發(fā)表的一些發(fā)言和報道、評論，越來越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發(fā)生了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黨委(黨組)領導負責制;似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發(fā)生危機，快要混不下去了”[15](690)。因此，毛澤東的認識發(fā)生了改變，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聯想到對“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的判斷，聯想到現實中“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等現象，就認為這是“右派猖狂進攻”，“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并判定“_” [15](714)。由此開展了反右派斗爭，并嚴重擴大化。
更嚴重的，是他因此將從八大至作“正處”報告時，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基本解決，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我國政治生活主題的正確認識，轉變成為重新確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社會主要矛盾的錯誤認識。后來，進一步認為黨內形成了一個脫離人民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一個存在面“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的“修正主義階層”;認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認為黨內的一批有意無意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其政治代表;再后來更認為“中央出了修正主義”，認為有一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yōu)橘Y產階級專政”[15](1389-1409)。基于這種錯誤判斷，毛澤東發(fā)動了““””，將其政治實踐乃至整個社會實踐的重點，就從繼續(xù)拓展“民主新路”，以反對官僚主義和特權現象的正確軌道，轉變到了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錯誤軌道。
從民主政治基本理論上分析，毛澤東一直認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民主只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和手段，專政則是解決敵我矛盾的方針和手段。這本來是正確的。但由于他后來將黨內外關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矛盾這個人民內部矛盾之一，當成了敵我矛盾，所以將程序化的“人民負責，監(jiān)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引導到了用無序化的“大民主”，包括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農民打扁擔、工人示威、學生鬧事，乃至群眾造反等等，去對付官僚主義和特權主義者，對付“修正主義者”的“專政新路”。這就導致了嚴重的曲折。盡管如此，這段曲折的彎路，并非毛澤東提出與開拓的“民主新路”的“主車道”和大方向。從其“主車道”和大方向上看，毛澤東提出與開拓的“民主新路”，確實是人類最偉大的民主設想之一。
三、要有效反對官僚主義必須明確地繼續(xù)拓展毛澤東提出的“民主新路”
在毛澤東“窯洞談話”68年、誕辰120周年之際，總結建國64年來建設民主政治、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經驗教訓，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要有效地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必須明確地繼續(xù)拓展毛澤東提出的“民主新路”。
1. 把握民主主客體的統一，強調實踐意義上的民主，是拓展“民主新路”的重要前提
明確地繼續(xù)拓展毛澤東提出的“民主新路”的所謂“明確”，就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上，首先要高舉毛澤東“窯洞談話”精神的大旗，更加響亮地提出“讓人民起來負責、監(jiān)督政府”這個毛澤東的歷史口號，更加深入持久地宣傳“群眾監(jiān)督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24]這個毛澤東的重要思想。從而，使我們在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問題上，也能運用毛澤東的一個基本方法--“兩條腿走路”。在這里，就是既要堅持和完善專門機構監(jiān)督，更要實現和突出人民群眾監(jiān)督，而不能“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只要機構監(jiān)督，忽視人民監(jiān)督。
明確地繼續(xù)拓展毛澤東提出的“民主新路”的所謂“繼續(xù)拓展”，就是要像鄧小平當年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搞改革開放那樣，“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當然……還要繼續(xù)發(fā)展”[2](300)。而在“繼續(xù)發(fā)展”上，從一個特殊角度對“民主”概念的界定，有特殊的意義。我認為，可以將民主界定為“特定的民主主體與特定的民主客體的統一”。也就是說，任何民主，都是民主的主體--掌握民主權利、具有民主素質的特定階級和社會集團，與民主的客體--某種類型的特定民主制度--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如果沒有民主主客體兩方面的統一，那么，即使將民主原則叫得再響、將民主制度訂得再細，這種民主仍然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而民主主客體統一的基礎，就是民主實踐。在民主實踐中，一方面，民主制度不斷建立健全;另一方面，民主主體的民主素質不斷提高。這樣，民主政治就一步步得到發(fā)展。所以，講到民主，我們就應該分清：是在講原則意義上的民主(民主主體有哪些權利)呢，在講制度意義上的民主(民主客體有哪些條款)，還是在講實踐意義上的民主(民主主客體在哪些方面實現了統一)。
值得一提的是，強調實踐意義上的民主，是毛澤東民主思想中的一大亮點。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解放戰(zhàn)爭中的地位》之“黨的民主”專節(jié)中，毛澤東集中地從實踐意義上的民主角度，論述了“黨的生活的民主化”問題。他講：“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的“積極性的發(fā)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大批能干人才的創(chuàng)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要使黨員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要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25](528-529)……這些論述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揭示了一個道理--實踐意義上的(黨內)民主，有著較原則和制度意義上的(黨內)民主更廣泛、更深刻、更重要的涵義和意義。
依照對民主概念的上述界定，也可以說，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就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這個民主主體，與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這個民主客體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后來毛澤東在對其“民主新路”的探索中經歷曲折的教訓之一，就是脫離了人民民主主客體的歷史的、具體的統一，將黨和國家的“陰暗面”看得太重，故在民主制度還不成熟的時候，讓民主素質亦未成熟的人民群眾，起來搞“無產階級“””這樣的群眾運動，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包括民主新路的探索，遭受嚴重挫折。而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則出現了另一種片面性，確實加強了民主的基本制度建設，但是忽視了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民主生活、民主實踐，一些地方和單位甚至限制了人民群眾的民主參與、民主生活、民主實踐，如上所述，使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2.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推進民主主客體的統一，全面拓展毛澤東提出的“民主新路”
從民主的主客體統一這個角度，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上，再來理解毛澤東提出的“讓人民起來監(jiān)督政府”的民主新路，就可以明確，要繼續(xù)拓展并走好這條民主新路，就必須努力實現這種新型民主的主體--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與這種新型民主的客體--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而這種統一的體現，就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監(jiān)督黨和政府，反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民主實踐。具體而言，要推進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實現這種民主主客體的統一，根據毛澤東“民主新路”的要點，應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1)不但要健全完善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像毛澤東強調的那樣，“使權利完全在代表們手里頭”[7](108)，而且，既要積極地組織人民群眾主動地有序地對人民代表“實行普遍的差額選舉”[26](221)，更要積極地組織各級人民代表對各級人大要任命的干部根據“干部考核評價體系……公開選拔、競爭上崗、差額選舉”[27](40)。以避免人民群眾、人民代表只是被動接受的現狀。為使人民群眾和人民代表能夠有序參與，就應像毛澤東在推進黨內民主時所說的“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25](528)那樣，在人民群眾及其代表中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他們懂得什么是民主權利，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從而成為合格的人民民主主體，確實能夠負起國家和社會主人公的責任，通過其代表選舉、監(jiān)督、罷免國家機關領導人，從而有效地“監(jiān)督政府”。
(2)不但要健全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而且，要創(chuàng)造并保持和諧的政治氛圍，使各界社會精英能像毛澤東提出并希望的那樣，在政協“協商國際問題”、“商量(人民代表及政協委員等)候選人名單”、“(給黨和國家的工作)提意見”、“學習馬列主義”[20](385-387)，以便“各黨派互相監(jiān)督……互相提意見，作批評”，尤其是“讓民主黨派監(jiān)督共產黨”[18](234);還要能像鄧小平進一步提出并希望的那樣，“就有關國家的大政方針、政治生活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各項社會經濟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實行相互監(jiān)督，發(fā)揮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jiān)督作用”[2](187)。這些工作做好、做實了，就能使人民群眾中的各界精英負起國家和社會主人公的責任，有效地“監(jiān)督政府”。
(3)不但要健全完善企事業(yè)單位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健全和完善工會、婦聯、共青團等群眾組織，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像毛澤東提出并希望的那樣，扎實推進基層民主管理，使企事業(yè)單位的“領導者采取平等態(tài)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yè)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等等”[19](135)。從而，讓“職工參加企業(yè)管理，增強職工主人翁的責任感，討論企業(yè)生產、管理和職工生活福利方面的重大問題，同貪污浪費、弄虛作假、打擊報復、欺騙國家等違法行為進行堅決斗爭，實行政治、生產、財務和軍事四大民主，充分發(fā)揮群眾監(jiān)督作用”[28]。結合改革開放新的實際，把基層民主管理工作做好、做實，就能使企事業(yè)單位的廣大職工群眾能夠直接負起企事業(yè)主人公的責任，監(jiān)督其領導人，使各界群眾能夠通過工、青、婦這些黨聯系各界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來負起國家和社會主人公的責任，來監(jiān)督黨和政府。
(4)不但要健全完善人民群眾信訪制度，而且既要鼓勵人民群眾積極參與，更要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像毛澤東要求的那樣，“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20](164);像毛澤東提出要求后中央政府作出的《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規(guī)定的那樣，“各級人民政府對于人民的來信或要求見面談話，均應熱情接待，負責處理”[29];甚至還可以像毛澤東提出的那樣，讓“群眾來信可以登一些出來”[18](262)，以引起各方重視。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還應該像中央要求的那樣，“完善信訪工作責任制”[26](714)，以“大力加強群眾信訪工作，領導包案、責任到人，變上訪為下訪，抓緊解決突出問題”[27](490)。這樣，使廣大群眾能夠通過正常的來信來訪，直接負起國家和社會主人公的責任，監(jiān)督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5)不但要健全完善輿論監(jiān)督制度，而且要在堅持六項政治標準和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像毛澤東提出與希望的那樣，“在一切公開的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是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我們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判與自我批評”[30];“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紙上廣為揭發(fā)”[20](253)。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還應該像中央要求的那樣，“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視輿論監(jiān)督工作，正確運用和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各級領導干部要正確對待輿論監(jiān)督，增強接受輿論監(jiān)督的自覺性，善于通過輿論監(jiān)督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和呼聲，發(fā)現和解決問題，推動和改進工作?！盵31]這樣，使黨和人民的輿論工具能夠通過反映廣大群眾的心聲，監(jiān)督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
綜上所述，在追求人民民主主客體統一的民主實踐中，堅持與拓展毛澤東提出的“人人負責，監(jiān)督政府”的民主新路，達到社會主義實踐的開創(chuàng)者列寧指出的目標--“只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的斗爭進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盵3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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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見南天北狼：《工農代表比例的數據困惑》，《北京晨報》2013年2月28日A6版。
[4] 參見云淡水暖：《為工農代表比例“增加”而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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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3月17日第1版。
[7] 余樵夫：《不必糾葛于三公消費是否達到九千億元》，《濟南日報》2013年3月27日第2版。
[8] 訪談：《上百個紅頭文件為啥管不住一張嘴》，《人民日報》2012年3月17日第9版。另據2006年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宏觀政策動向課題組引用的數據，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款為3700億元。
[9] 何根生：《關于當前特權思想特權現象的思考》，中國江西新聞網紀檢監(jiān)察頻道。
[10] 王春：《買官賣官治理》，《廉政?望》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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